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憲的要求後，學者們在岳麓書院閉門研究了一個多月後，終於拿出了一部《湖南省憲法草案》。

這部憲法草案能夠出世，與以梁啟超為領袖的進步黨一系的學者的理論支持其實是有密切關系的。梁啟超在屢次反省自民國建立以來的亂局，將其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因人立法”：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為了制約袁世凱的野心和奪權，而不惜犧牲憲法文本在學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壞了政府和議會之間的權利平衡，為了防止“總統獨裁”而導致了“議會民主”。梁啟超的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與湖南憲法起草委員會眾學者之間良好的師友關系，因而得以貫徹在了《湖南自治憲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啟超剛才評價的那樣，現在的這部憲法草案，實在是民國以來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憲法。這部憲法草案不但充滿了憲政民主的理想主義，通篇貫穿著“主權在民”和“權利制衡”的政治原則，而且充分照顧到了湖南當日的實際情況，有濃厚的務實情懷。

“既然卓如都如此說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憲法審查會通過。”一位學者說道。

“對了，要不要把這憲法草案給小楊將軍一份，讓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個通電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學者忽然提議道。

“是啊，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單憑湘軍之力，是打不掉張敬堯和唐天喜這兩個禍害的。”有人表示了讚同。

“這是應該的。”梁啟超想起了那次蔡鍔做東“喝花酒”時酒宴上那位俊雅謙和的少年將軍，不由得點了點頭。

“他要是不讚同怎麽辦？”李劍農笑問道。

“我猜他一定會讚同的，而且還會想辦法保證這部省憲的落實。”蔣百裏突然說道。

“哦？百裏兄為什麽這麽肯定？”一位學者好奇的問道。

“我們不可以用尋常的眼光來看待他。”身為軍人，卻充滿了學者儒雅之風的蔣百裏自信地說道，“這部省憲如能順利實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勞。”

廣西，南寧，兩廣巡閱使行轅。

在客廳裏，兩個人正在進行著一場別開生面的討論。

“瀚之可否告訴我，所謂的‘新教育’是什麽？新教育的對面就是舊教育。新教育和舊教育到底有什麽分別呢？”

“新教育具體是什麽，在一般人眼裏，無非新教育是學校，舊教育是科舉；新教育是習科學，舊教育是習經、史、子、集之類了。”

“其實這個分別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分別，科舉時代所貴的是功名，是做官，現在學校所貴的還有文憑，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樣。”

“瀚之剛才所言，並不能夠當做新舊教育絕對不同的鴻溝。要知道，講哲學可以取材於經書及諸子百家典籍，講文學可以取材於《詩經》以下古代詩文，講歷史學及社會學，更是離不開古書的考證，可見即以教材而論，也沒有新舊的分別。經、史、子、集和科學都是一種教材，我們若是用研究科學的方法研究經、史、子、集，我們便不能說經、史、子、集這種教材絕對的無價值。我們若是用村學究讀經、史、子、集的方法習科學，徒然死記幾個數、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動、植、礦物的名稱，我們不知道這種教材價值能比經、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華所言不錯，是這樣的。”

“照表面看起來，其實科舉和學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經、史、子、集和科學只是教材種類不同，不能說科舉和經、史、子、集是舊教育，也不能說學校和科學便是新教育，我們必須另外找出新舊教育分別的地方是什麽。我的意見是：舊教育代表主觀的教育主義，也就是—個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訓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觀的，社會的教育主義，其教授方法應該是啟發式的；舊教育的主義，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新教育不是這樣，新教育是註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我們現在批評這兩種教育主義的好歹，應該先討論社會和個人的力量那樣較大。我以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

“社會能夠支配個人，而個人卻不能夠支配社會？這我怕是不能讚同，簡言之，我中華民族受孔子的影響何等偉大？印度民族受釋伽牟尼的影響何等偉大？而歐羅巴民族受耶穌的影響又何等偉大？支配世界的這三大民族完全為三個偉大的個人之精神所支配，怎麽能說個人不能支配社會，反而說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呢？”

聽到對方說出這樣的觀點，身為穿越者的楊朔銘本能的給予了反對。

楊朔銘並沒有向對方說出，還有另外一個人，給中國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要遠遠的超出他剛才舉的那三個例子。

“瀚之果然博學，能夠一針見血。”坐在楊朔銘對面的中年人微笑著說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沒有想過，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為這幾個偉大的個人所支配，但我們中國為什麽有孔子？孔子的學說思想何以不發生在印度或歐洲，而發生在中國？反之，釋伽牟尼、耶穌的學說思想何以發生在印度、歐洲，而不發生在中國？”

“我對此所知不多，還請仲華明示。”

“那我就來告訴瀚之，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中國的氣候土地適於農業，農業發達的結果，家族主義隨之而發達；孔子的學說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堯、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據家族主義，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君臣，與夫教孝祭祀，無一非家族主義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學說思想決不是他自己個人發明的，孔子的學說思想所以發生在中國也決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國的土地氣候造成中國的產業狀況，中國的產業狀況造成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社會組織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倫理觀念。這完全是有中國的社會才產生孔子的學說，決不是有孔子的學說才產生中國的社會。又如印度地在熱帶，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壓迫，素具悲觀性質，所以釋伽牟尼以前的烏婆尼沙陀各派，釋伽牟尼以後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對於現實世界無一不是徹頭徹尾的悲觀；釋伽牟尼佛正是這種悲觀民族的產物，並不是因為有了釋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觀思想才發生的。至於耶穌不重宗族、不尚悲觀，也是地多臨海，便於貿易往來、富於自由遷徙、勇於進取的社會造成的。我相信耶穌若生在中國，也必然主張夫婦、父子、君臣的倫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個悲觀厭世的宗教家，釋伽牟尼若生在歐洲，也必然是一個主張自由進取個主張自由進取的偉人。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所在的社會都有支配他們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個人的偉大象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會的產物，其他便不須討論了。”

“又如非洲蠻人以斬殺仇人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殺或***殉夫為道德，象這種個人的道德，他們自己必以為是他們個人的偉大，其實是社會一種惡俗造成他們個人的盲目行動。”

“對，這就好比在一個城市裏面，如果公共衛生不講究，個人無論如何註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總是很小的。現在的南寧，有許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轎，我敢說日後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轎了。”

“是這樣，象這種個人必然受社會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的表現。前二者是想拿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會的先驅或模範，後者是想除去社會上惡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其實都是妄想，他們都不明白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十分偉大。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著想不可，增加一兩個善的分子，並不能夠使社會變為善良，而除去一兩個惡的分子，也不能夠使社會變為不惡。反之，在善良社會裏面，天資中等的人都能勉力為善，在惡社會裏面，天資很高的人也往往習於作惡。譬如我們現在生存在這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論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夠不受資本主義支配嗎？社會差不多是個人的模型，個人在社會裏，方圓大小都隨著模型變，所以我敢說如果社會不善，而個人能夠完全獨善，乃是欺人的話。”

聽了對方的話，楊朔銘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覆說明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比個人支配社會的力量大，並不是主張個人只要跟著社會走，不須努力；不過在教育方面著想，我們既然不能否認社會的力量比個人大，我們便應當知道改革教育的註重點在社會不在個人了。因為人類的精力不可濫用，必須用得很經濟，比方用十分精力去註重社會得十分效力，如註重個人不過得兩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們的精力也用得不經濟了。精力用得不經濟，減少教育的效力，這是舊教育個人主義的第一個缺點。”

“舊教育個人主義的第二個缺點，就是減少訓練的效力。從實際經驗上看起來，其一，可見之於家庭教師的許多成績。在家庭教師之下受教育的兒童，學科上或較優於學校的兒童，然對於社會的知識及秩序與公共觀念之訓練完全缺乏，最好的結果不過養成一個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書癡。其二，可見之於學校兒童的成績。我們往往看見小學生在學校受訓練時，頗為活潑，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會即與學校環境相反，在學校所受短時間的訓練遂不發生效力。其三，可見之於專門以上學生之成績。我知道有許多學生，在學校讀書時，品德很純潔，志趣很高尚，很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學校，入了社會，馬上就變成一個胸中無主的人，在社會裏混久了，會變成一個毫無希望的惡人。這都是因為個人主義的教育把教育與社會分離了，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致使訓練失了效力。”

“舊教育個人主義的第三個缺點，就是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個人主義的舊教育卻把教育與社會分為兩件事，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學生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階段，學校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事業，社會上一般人眼中的學生、學校，都是一種奢侈品、裝飾品，不是他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此種弊病，社會固應該負責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負一半責任。象農學生只知道讀講義，未曾種一畝地給農民看；工學生只知道在講堂上畫圖，未曾在機械上、應用化學上供給實業界的需要；學礦物的記了許多外國名詞，見了本地的動植物卻茫然不解；學經濟學的懂得一些理論，抄下一些外國經濟的統計，對於本地的經濟狀況毫無所知。象這等離開社會的教育，是不是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因此社會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應該負責任？救濟這個弊病，惟有把社會與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設在社會的需要上面，不建設在造成個人的偉大的上面，無論設立農工何項學校民族以及農工學校何種科目，都必須適應學校所在地社會的需要以及產業、交通原料各種狀況。即以廣東教育論，廣州附近絲業頗盛，即應設立蠶桑學校；潮、惠富於海物及漁業，即應設立水產學校；北江多森林，即應設立森林學校；倘然把森林學校設在潮、惠沿海地方，水產學校設在北江，那便違反了社會需要的原則，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了。”

“舊教育的第四個缺點就是舊教育的個人主義減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時‘純粹的個人主義’之教育，不但是貴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書立說的學者文人，務以藏之名山，傳諸後世，造成個人名譽為目的，專以玄秘難解為高貴，通俗易解為淺陋。現時有許多學問很好的留學生不肯著書譯書，恐怕壞了自己的名譽，正是隨了這種古代文人的陋習。現代‘學校的個人主義’之教育，仍然脫不了貴族的、神秘的舊習慣，此種舊習慣的精神，完全可以由學校門首掛的‘學校重地閑人免進’的虎頭牌表示出來。新教育對於一切學校的觀念，都是為社會設立的，不是僅僅為一般學生設立的。自大學以至幼稚園，凡屬圖書館、試驗場、博物館，都應該公開，使社會上人人都能夠享用，必如此才能夠將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夠使社會就是一個大的學校，學校就是一個小的社會，必如此才能夠造成社會化的學校，學校化的社會。現在各學校門首大書特書的‘學校重地閑人免進’，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學校與社會截為兩段，明明白白地是‘學校的個人主義’，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閉關主義’，這種教育減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聽仲華一席話，方知我國現今教育之弊端。”楊朔銘感嘆地點了點頭，眼中竟然閃過一絲濃重的悲哀之色。

此時的楊朔銘，想到自己原來所在的歷史時空中的教育現狀，只感到揪心的痛楚。

剛才他聽到的這些話，竟然出自於後世教科書的“反面典型”之口！而這些話所闡明的道理，哪怕放到所世，也絕沒有過時！

“我再就教授方法下點批評，也可以看出新舊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如今的歐美教育界，有幾句很流行的話：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學生，現代的教育是學生教先生。這話初聽起來很覺奇怪，其實大有道理，是對教訓式的教授法和啟發式的教授法不同的解說，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

“不錯！這就好比醫生診病，必須詳察病人的病狀、病源才能開藥方，服藥後的經過和狀況也是一絲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憑主觀的想象，補藥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還要殺人呢。”楊朔銘說道，“哺育嬰兒也是這樣，依照大眾的意思來哺養嬰兒是不成的，全靠檢查嬰兒的體溫、血液需要、消化機能，來做大人的指導，並且大人在此指導下學得許多實際知識，好過從書本上得來的。先生可以從學生得到許多經驗、知識，且必須從學生學得充分的經驗、知識，才能夠教育學生，也和醫生診病、大人哺養嬰兒一樣。”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danmei.twking.cc）